【沒有美人的照鏡穴】 嘉慶君在中臺灣的故事史蹟得從竹山的沙東宮說起，沙東宮是祭祀國姓爺鄭成功的廟宇，因為在「水沙連」之東，所以有「威鎮水沙連東部」的意思。沙東宮的後方由於地勢看起來像個梳妝台，因此被稱為「美人照鏡穴」。相傳這裡天秀地靈，是個能夠出皇后的好地方，然而，卻因為嘉慶太子的一席之言，使竹山再也沒有辦法出現皇后了。 話說，嘉慶太子這一天來到竹山，希望與當地居民閒談，好深入了解當地文化。嘉慶太子聽說附近有座專出美女的照鏡山，於是向民人問道：「這裡的女子都甚麼時候梳妝的呢？」民人因為聽不大懂太子的口音，把「梳妝」聽成了閩南語的「西山」，以為太子是在問「是日出西山？還是日落西山？」於是就用閩南語回答：「當然是日落西山。」 這個回答讓太子誤以為此地的女子都在日落時才梳妝，肯定是不檢點的女子，便失望地說：「日出梳妝出貴人，日落梳妝出賤人。」他又慨歎道：「日落梳妝又怎會出皇后呢？」由於皇帝都是「金口玉言」，說的話都一定會成真，所以因為嘉慶太子的短短幾句話，美人照鏡穴便從此沒有出過皇后。 除了這個美人梳妝的金口玉言外，另一個與太子相關的故事就是竹山的地瓜。又話說，嘉慶太子來到竹山時品嚐了當地的地瓜，發現味道甜美又香Q，不禁讚嘆道：「番薯好吃免大條」。於是，竹山的地瓜雖然好吃，但是就再也長不大了！可見天子的金口玉言的威力是多麼強大！至於好吃的番薯哪裡買得到？這就是另外一段嘉慶君遊臺灣的故事了。 【竹山美人照鏡穴真實歷史】 事實上，嘉慶君傳說中的美人照鏡穴確切位置，至今難以考證。我們僅能推估其位於竹山，並且坐落於沙東宮的後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天位於沙東宮後方的照鏡台，實際上是在1981年受到嘉慶君的傳說啟發而興建的。因此，跟嘉慶君並沒有實際關聯。 照鏡穴在歷史上經歷諸多波折。九二一大地震後，照鏡穴一帶地形發生大幅變動，照鏡台的建築被嚴重扭曲。然而，神奇的是，照鏡台本身依然屹立不倒。此後，當地被列為九二一地震公園，成為地震變動地形的教材，因而吸引眾多遊客前來朝聖。 仔細審視這段「日落西山」與「竹山地瓜」的故事，恐怕它的想像大過於它的真實性。竹山所產的紅地瓜由於產量較少，連帶的也延伸出太子邊吃邊說「番薯好吃，可惜不多」的另一種故事版本，把作物的產量或地方的風水都歸諸於天子的金口玉言。這是傳統華人社會對於天子的想像，最有名的「金口玉言家」當屬明太祖朱元璋，而這樣的想像也被加諸在還是太子的嘉慶君身上了。

社子島位在淡水河、基隆河匯流的沖積末端，是多次洪水「浮覆—堆積」聚合而成的沙洲半島。河道與沙洲此消彼長，逢洪常見洲形與聚落邊界改觀，形成強烈的「水形—洲形」互動地景。位處盆地出口的感潮過渡帶，地基本就敏感；近代調查更指出，社子島一帶與萬華南側有「大半地區屬容易流失的土地」——大水來時不只浸淹，也容易被沖蝕「吃掉」，土地穩定度與居住風險因此長年偏高。 在聚落層面，清末行政與自然村落顯示，社仔庄（社子）下轄三角埔仔、渡仔頭、葫蘆、後港墘等水邊聚落；對岸興直堡與浮洲仔、中洲埔、和尚洲等多以小溝、渡口往來，水路既是生活日常，也是生計所繫。為分攤沖淤與收成不確定，島北中洲埔形成「抽籤換地」（俗稱「李復發號」「七十股公產」）制度，按地勢與耕作條件輪替耕作，展現高風險環境下的在地韌性。沿線渡口中，以「渡仔頭」最具辨識度；近岸灘地與河汊提供良好棲地，曾盛產蜆並發展蜆精加工，與「渡船頭」「番仔溝」等節點連成社子與大稻埕北緣的水上交通與採集網絡。 談社子島，不能忽略番仔溝。這條舊河道分隔社子與大龍峒，約在今大同區老師里一帶，過去是基隆河注入淡水河主流的第一個出口。1960年代淡水河防洪「治本」規畫曾擬封堵番仔溝兩端，讓基隆河直接導流至關渡，並把被封的河段規劃為排水調節池；其後因興建國道一號而將番仔溝填平，社子與大龍峒之間的「水上走廊」遂轉化為陸上道路與下水道系統，島—城—水的歷史連結就此位移到地下結構與記憶之中。 戰後治理一度押注「改道／拓寬」。推動基隆河第一次截彎取直時，曾流傳「新河道穿過社子島直通北口」的想像；實際施工則把新河道導入溪洲底等段，未真正貫穿島體，卻改變了島前後河段的沖淤重分配與航道維持，並伴隨關渡門檻整治與左岸管制的系列措施。自此，社子島長期夾在河道改線、防洪堤線與土地管制之間，承受航安、沖淤與開發限制的連鎖效應。 總結而言，社子島是一座被洪水與潮汐長年雕塑的半島：地理上位於感潮帶、土地易流失；人文上以水路為脈絡，發展出抽籤換地等社群機制；經濟上曾憑渡仔頭的蜆業與小港口繁盛；治理上又被番仔溝封填、基隆河截彎取直與防洪體系深刻改寫。理解社子島，也就讀懂臺北盆地出口的水文條件、聚落韌性與近代治理轉折。

大屯山位於淡水河口北岸，與對岸的觀音山遙遙相望，共同形成臺北盆地通往海口的視覺門戶。近代以來，無論從橋上、堤岸還是舟船水路遠眺，常以這兩座山作為辨識河向與定位城市邊界的天然坐標：在臺北橋相關的圖像與敘述裡，特別強調登臨橋面「遠眺觀音山、大屯山，以及淡水河口的壯麗山海美景」，可見其作為都市天際線背景與河港風景核心元素的地位。 藝術家的取景，更把大屯山固定為「看淡水河」的經典符號。日治時期的「臺北名所繪畫」系列中，多幅作品以河面與兩岸夾景構圖，將前景的舟楫、人群與近岸活動，與遠景沉靜的山形對照；其中談及扒龍船與河岸節慶的長卷裡，畫面兩側即標示「觀音山及大屯山」，顯示河岸公共活動與城市日常，是以這道雙山門戶為舞臺背景展開的。同時，在以臺北橋、堤防、水門為主題的多件畫作中，遠方山巒始終穩定入鏡，說明工程與現代化設施雖改寫了近岸地景，但「山—河—城」的空間關係並未消失，反而因對照而更清晰。 就城市感知而言，大屯山不僅是北岸的自然屏障，也是讀景與辨位的關鍵。自大稻埕、臺北橋向北遠望，鐵橋、沙洲、船隊與堤線在前，遠山為背，串連起港埠城市的工作與休閒、產業與交通；這種「近處流動、遠處凝定」的視覺秩序，成為二十世紀臺北想像淡水河的共同語法。畫家與攝影師反覆重申的遠望路徑，讓大屯山與觀音山長期作為河景的定錨物——無論是沿河通勤、藍色公路觀光，或節慶時的水岸活動，抬頭都能以雙山辨向，意識到自己置身於「盆地—河口—外海」的門檻帶。 若把視線與歷史並讀，大屯山的意義也在於「把城市與大地脈絡扣在一起」。從清末以降的港埠繁忙，到近代堤防與橋樑的建設，河岸空間的機能不斷變換，但遠山始終作為背景存在。這使得觀景者在面對新堤、高牆、水門與碼頭時，仍能透過熟悉的山形，感知到河流與盆地的整體方向感。換言之，大屯山既不是單純的風景，也不是抽象的邊界，而是連結記憶、地理與治理敘事的視覺樞紐：它與觀音山合力框定了淡水河最具代表性的天際線，讓人一眼辨識出「這裡是臺北」，並由此延伸出對港埠歷史、堤岸工程與水上生活的回想與想像。

觀音山矗立於淡水河口西北岸，與對岸的大屯山遙遙相望，長年作為盆地向海的「山海門戶」。從橋面、堤頂或河上遠眺，觀音山常被拿來辨方定位：早在近代圖像裡，就有「從橋上遠眺觀音山、大屯山，以及淡水河口的壯麗山海美景」的描述，顯示它在視覺與地理上的雙重定錨作用。 在藝術與大眾文化中，觀音山更是觀看淡水河的經典背景。日治時期的「臺北名所繪畫十二景」選入〈淡水河．觀音山遠望〉，以層次分明的河面與舟楫烘托出遠山的沉靜，營造「寧靜和諧」的氛圍；畫面中的沙洲長滿甜根子草，暗示取景季節與河道樣貌。 同系列〈從水源地眺望臺北市街〉，則把高聳入雲的觀音山置於畫作上方，讓觀者一眼辨識地點，並以此襯托近代自來水設施與城市現代化的意象。除了視覺符號，觀音山亦與城市基礎建設相連。近代臺北自來水系統將淨化後的清水，從唧筒室泵送至觀音山上的淨水池，再供應全市——山體因此不只是風景，也成為近代公共衛生網絡的一環。 另一幅〈眺望淡水河風景〉取景自堤防水門，讓遠方的觀音山與近景街道、臺車軌道同框，提示「水門作為連結河岸的通路」而非隔離。 觀音山也是「淡水風景」的敘事主角。陳澄波〈淡水〉沿右岸老街視角遠望觀音山：前景繁鬧、市河緩行、遠山凝定，形成快—慢—靜的多重節奏，成為辨識淡水河的經典構圖。 在節慶圖像裡，如〈扒龍船〉長卷，畫面遠處同時標示「觀音山及大屯山」，顯示二者作為城市公共活動的「自然舞臺背景」，也見證了堤防與親水活動並存的水岸美學。 把上述片段串起來，觀音山的意義清晰可見。換而言之，它是臺北向海的北岸門柱，是藝術與照片反覆召喚的地景定錨，更在現代化進程中和堤防、水門、橋梁等工程同框共存。

關渡位於淡水河出盆轉折的門檻帶，兩岸山勢夾峙、河槽收束，潮能與河流在此交會、分配，形成典型的「關渡分潮」。清代詩文常以關渡位於淡水河出盆轉折的門檻帶，兩岸山勢夾峙、河槽收束，潮能與河流在此交會分配，形成典型的「關渡分潮」。清代軍政官阮蔡文在〈淡水〉詩中寫道：「兩山自對峙。中有干豆門，雙港南北匯」——以今日熟悉的大屯山—觀音山作為「雙門」意象，點明關渡的地勢與匯流關鍵，這也成為後世閱讀關渡景觀的經典座標。 在地方文化脈絡中，「關渡分潮」更是淡北八景的固定題旨之一：圖繪與文字反覆以「兩山夾口、潮勢分流」鋪陳，鞏固關渡作為盆地出口的集體想像與審美語法。你可將這一景理解為「看見臺北通海的自然框景」——抬頭辨山，腳下看潮，便能把自身定位在「盆地—河口—外海」的門檻上。 與自然水文相對照，關渡宮承接了河口門戶的社會功能。早年水路為要道，廟宇遂成航漁民眾與商旅的精神與空間定錨。近代圖像常見舟楫、街肆與遠山同框，廟宇作為前景或中景的「人為節點」，與「分潮」這一自然節點互為表裡。進入二十世紀後，堤防、水門、橋梁加入畫面，門戶感未被抹除，反而以「廟—橋—堤—山」的共構，持續提供在地的集合點與視覺識別。 把視角拉向治理史，「分潮」不只是一道風景，也是需精準管理的水文特徵。關渡處於感潮段且河槽轉彎，洪汛時水位易抬升；戰後治理因此把此處列為關鍵節點，與上游截彎取直、社子島河槽整治，以及側向的二重疏洪道相互牽制。多輪模型與經驗顯示，僅靠「拓寬—加深」難以長久，政策遂由「改道／拓寬」轉向「分流＋空間管制」，在降低盆地出口洪峰的同時，兼顧河口與航道穩定。這也解釋了為何關渡能同時是詩題中的分潮美景、也是工程上的「門檻點」。 「兩山自對峙。中有干豆門，雙港南北匯」寫其勢，把今日熟悉的大屯山—觀音山雙門意象，轉為辨識河口的座標；這種以兩山定門、以河口觀景的語法，從清代到地方志所列「淡北八景」反覆出現，鞏固關渡作為盆地出口的集體想像。 與自然水文相對照，關渡宮承接了河口門戶的社會功能。早期水路是要道，廟宇遂成航漁民眾與商旅的精神與空間定錨；圖像與文本中，舟楫、街肆與遠山常同框，廟宇作為前景節點，與「分潮」這一自然節點互為表裡。近代以降，堤防、水門、橋梁加入畫面，門戶感未被抹除，反而以「廟—橋—堤—山」共構，持續提供在地集合點與視覺識別。 從治理史看，「分潮」不只是景色，更是需要管理的水文特徵。關渡處於感潮段、河槽轉彎致水位易抬升，戰後被列為治水關鍵節點：與上游截彎取直、社子島河槽整治，以及側向的二重疏洪道相互牽制。模型試驗與經驗顯示，單憑「拓寬—加深」難以長久，決策遂由「改道／拓寬」轉向「分流＋空間管制」，以減輕盆地出口洪峰，同時維持河口與航道的穩定。這也說明為何關渡能同時是詩題中的分潮美景、也是工程上的門檻點。 總結而言，關渡分潮提供河口門戶的自然框景，關渡宮凝聚門戶的人文記憶；兩者相互嵌合，構成淡水河口最具代表性的「景—廟互證」場景：抬頭憑雙山辨向，臨水由廟宇定心，歷史圖像與當代河岸工程並置其間，讓人一眼讀出——這裡是臺北的出海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