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4二重疏洪道

戰後的臺北盆地在快速都市化與極端降雨疊加下，淡水河治理面臨兩個核心難題：一是如何在不削弱河口與主槽功能的前提下壓低洪峰，二是如何在受潮汐影響的下游避免「工程做了又淤」的惡性循環。於是，1960 年代起，治水思維由零散護岸與單點整治，提升為整體流域尺度的規劃與模型試驗，治理開始明確走向科學化決策。 早期的「治本」構想主張把大嵙崁溪改道走塭子川，並配合關渡拓寬、基隆河新河道等工程。為檢驗可行性，1963 年起建立全流域與關渡局部兩套水工模型：先以「定量流」評估築堤（乙案）與改道（丙案）及第一期工程的效果，接著在 1966–1967 年以實際洪水歷程進行「變量流」試驗，並把左岸洪水平原的多種改善構想一起納入比對，作為隨後策略調整的證據基礎。 轉折，來自於第一期工程（1965）完成後的現地觀察：工程師發現社子新河道與社子島北端浚渫區迅速回淤，據此推演更靠海、感潮更強的塭子川新河道維持力恐怕更差。模型進一步證實，關渡段屬感潮分支，挾砂能力下降、回淤明顯，使改道方案難以達到預期減洪效益。其後，又因地層下陷需要更新地形資料，整套模型「全盤重做」，在反覆試驗中逐步確立以二重疏洪道分擔洪峰的方向與線位。 工程尚未拍板之前，政府先從空間治理著手：1968 年核定左岸洪水平原管制，把堤防用地、塭子川疏洪道預定地與天然洩洪道劃入一級管制區（禁設永久建物），其餘易淹低窪地列為二級管制區（新建修繕須審查）。這道「先保留廊道，再決定工程」的程序，既為未來疏洪路徑預留空間，也觸發三重、五股、新莊、板橋等地的抗議與陳情，顯示治水與用地政策的牽連之深。 1969 年，水資會整合多年討論，成立「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工作小組」，把線位收斂為四案：取消第一案（在一級管制區兩側築堤），保留第二案（入口縮減並挖低、位置即二重），另提第三案（入口移至新海橋下游，中港）與第四案（設於塭子川新河道，分 4-1、4-2 兩版）。小組在水理表現、工程量與環境條件之間權衡後，建議採第二案，亦即後來的「二重疏洪道」。 為強化決策品質，政府再邀美籍工程師郝瑞遜（Harrison）外審。郝瑞遜回顧官方歷年報告、民間提案與陳情後，正面肯定第二案：認為它可靠度最高、技術困難最少，且面對未來不確定性最具彈性。1973 年底提出《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（草案）》，翌年報請行政院核定，自此二重疏洪道成為分流骨幹的政策定案。 把技術與政策串成時間線來看：最初主張把大嵙崁溪改道走塭子川，但第一期工程後的實測與模型結果顯示，關渡一帶的感潮分支攜砂能力不足、回淤顯著，意味著改道即使大規模開挖，也難以持久維持通水斷面與減洪效果；若強行推動，不僅維護成本高，也可能對下游航道與河口地形造成新的干擾。決策於是逐步轉向在主河道左岸分流：選定二重地區布設一條可控制的疏洪通道，透過出口堰與閘門在洪汛期調度分擔比例，以降低主槽水位，同時減少對河口形勢的衝擊。這個線位與斷面並非臆測，而是建立在多輪水工模型對入口寬度、底標挖深與線形的反覆組合比對之上，最終證實二重在水理效果、施工可行與土地條件之間取得相對均衡，於是「改道」讓位於「分流」。 今天回到現地理解二重疏洪道，可以把它視為一條「可調度的安全通道」：以二重為入口承擔中、大洪水分流，靠出口堰與閘門控制啟閉與分擔比，並藉洪水平原的一、二級管制維持廊道留白，避免被不當開發「卡喉」。從 1960 年代模型臺上的反覆推演，到 1970 年代政策定案與後續施工，這條疏洪道把盆地出口的洪水壓力科學地分擔出去，也重塑了臺北左岸的防洪地景與土地使用秩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