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臺北防洪牆的誕生，源於城市由「為航運服務」轉向「以安全為核心」的治理轉身。十九世紀後葉，歐陸河港城市從砌石低水護岸，逐步走向垂直、連續的高牆式堤防；巴黎塞納河在 1801–1806 年連年洪災後，以四十年分期整治，重劃河道界線、拆除違建並沿岸築起石砌高牆，樹立近代都市防洪典範，也為臺北提供制度與技術的參照。 就臺北在地脈絡而言，1898 年特大水災重創大稻埕與三市街，翌年由土木技師牧彥七統籌臺北橋兩側的低水護岸整建：南北合計近 800 公尺，且在南側增設階梯式裝卸碼頭，顯示此階段仍以恢復水上交通與護岸機能為先；這批工程一方面穩住港埠運作，一方面也以直立壁、斜砌石等作法提升岸線品質，為後續向高水堤邁進奠定基礎。 1911 年前後連番洪水把治理推上抉擇點。當時提出的六項對策——疏濬（易回淤）、拓寬關渡隘口（代價高、成效存疑）、上游造林（短中期見效有限）、市街墊高或築壩（拆遷與庫容受限）、大嵙崁分流／新疏洪道（理論有效但造價與時程難承擔）、以及圍堤方案——陸續被技術檢討逐一比對。十川嘉太郎從可行性、成本與時程三角權衡後，否定前述諸案，主張以日本濃尾平原（木曾三川）經驗為啟發，採「輪中」思維以堤圍界定安全邊界，形成閉合、可守可排的城市防線；換言之，六案並陳之後，唯一合理可行的是「輪中堤」。 所謂「輪中堤」，並非單一構造，而是由土堤、既有石砌低水護岸、鐵路路堤、鋼筋混凝土高牆與排水系統拼接成的連續防線；實施順序上，艋舺—大稻埕被列為優先段：在大稻埕，於既有砌石低水護岸上加築 L 型 RC 牆式堤；在艋舺，直接新建 RC 牆式堤並配置水門與抽排系統，以堤線清楚劃定城—河邊界。1913 年起各段續次開工，1916 年前後體系定型，臺北自此完成近代防洪的骨架。 要讓高牆長久穩定，堤腳基礎至關重要。面對艋舺—大稻埕軟弱、易淘刷的河床，工程體系在比較歐、日多種沉床技術後，發展出契合在地材料與施工條件的煉瓦（串磚）沉床：以鐵絲串連紅磚（或混凝土塊）鋪設於堤腳，兼具撓曲度、抗淘刷、成本與量產性，並率先用於艋舺 RC 牆式堤；其後更成為全臺主要河川整治的標準基礎工法，與高牆本體以及水門、抽排設備相互配合，構成穩定的防洪系統。 回到今日的現地印象：防洪牆不只是擋水結構，更是百年治理選擇的總結。牆體昭示城市把安全邊界畫在堤線上；堤腳沉床承擔看不見的地基風險；水門與抽排則在暴雨與滿潮交錯時維持內外水位的平衡。從歐陸高牆典範，到牧彥七的低水護岸過渡，再到十川嘉太郎所定型的「輪中堤」，大臺北防洪牆重新編排了安全、港務與市政秩序，也悄然改寫了市民與河流的日常關係。

戰後的臺北盆地在快速都市化與極端降雨疊加下，淡水河治理面臨兩個核心難題：一是如何在不削弱河口與主槽功能的前提下壓低洪峰，二是如何在受潮汐影響的下游避免「工程做了又淤」的惡性循環。於是，1960 年代起，治水思維由零散護岸與單點整治，提升為整體流域尺度的規劃與模型試驗，治理開始明確走向科學化決策。 早期的「治本」構想主張把大嵙崁溪改道走塭子川，並配合關渡拓寬、基隆河新河道等工程。為檢驗可行性，1963 年起建立全流域與關渡局部兩套水工模型：先以「定量流」評估築堤（乙案）與改道（丙案）及第一期工程的效果，接著在 1966–1967 年以實際洪水歷程進行「變量流」試驗，並把左岸洪水平原的多種改善構想一起納入比對，作為隨後策略調整的證據基礎。 轉折，來自於第一期工程（1965）完成後的現地觀察：工程師發現社子新河道與社子島北端浚渫區迅速回淤，據此推演更靠海、感潮更強的塭子川新河道維持力恐怕更差。模型進一步證實，關渡段屬感潮分支，挾砂能力下降、回淤明顯，使改道方案難以達到預期減洪效益。其後，又因地層下陷需要更新地形資料，整套模型「全盤重做」，在反覆試驗中逐步確立以二重疏洪道分擔洪峰的方向與線位。 工程尚未拍板之前，政府先從空間治理著手：1968 年核定左岸洪水平原管制，把堤防用地、塭子川疏洪道預定地與天然洩洪道劃入一級管制區（禁設永久建物），其餘易淹低窪地列為二級管制區（新建修繕須審查）。這道「先保留廊道，再決定工程」的程序，既為未來疏洪路徑預留空間，也觸發三重、五股、新莊、板橋等地的抗議與陳情，顯示治水與用地政策的牽連之深。 1969 年，水資會整合多年討論，成立「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工作小組」，把線位收斂為四案：取消第一案（在一級管制區兩側築堤），保留第二案（入口縮減並挖低、位置即二重），另提第三案（入口移至新海橋下游，中港）與第四案（設於塭子川新河道，分 4-1、4-2 兩版）。小組在水理表現、工程量與環境條件之間權衡後，建議採第二案，亦即後來的「二重疏洪道」。 為強化決策品質，政府再邀美籍工程師郝瑞遜（Harrison）外審。郝瑞遜回顧官方歷年報告、民間提案與陳情後，正面肯定第二案：認為它可靠度最高、技術困難最少，且面對未來不確定性最具彈性。1973 年底提出《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（草案）》，翌年報請行政院核定，自此二重疏洪道成為分流骨幹的政策定案。 把技術與政策串成時間線來看：最初主張把大嵙崁溪改道走塭子川，但第一期工程後的實測與模型結果顯示，關渡一帶的感潮分支攜砂能力不足、回淤顯著，意味著改道即使大規模開挖，也難以持久維持通水斷面與減洪效果；若強行推動，不僅維護成本高，也可能對下游航道與河口地形造成新的干擾。決策於是逐步轉向在主河道左岸分流：選定二重地區布設一條可控制的疏洪通道，透過出口堰與閘門在洪汛期調度分擔比例，以降低主槽水位，同時減少對河口形勢的衝擊。這個線位與斷面並非臆測，而是建立在多輪水工模型對入口寬度、底標挖深與線形的反覆組合比對之上，最終證實二重在水理效果、施工可行與土地條件之間取得相對均衡，於是「改道」讓位於「分流」。 今天回到現地理解二重疏洪道，可以把它視為一條「可調度的安全通道」：以二重為入口承擔中、大洪水分流，靠出口堰與閘門控制啟閉與分擔比，並藉洪水平原的一、二級管制維持廊道留白，避免被不當開發「卡喉」。從 1960 年代模型臺上的反覆推演，到 1970 年代政策定案與後續施工，這條疏洪道把盆地出口的洪水壓力科學地分擔出去，也重塑了臺北左岸的防洪地景與土地使用秩序。

獅子頭隘口位於關渡，是淡水河離開臺北盆地、折向河口前的天然收束帶。兩岸山稜夾峙、河槽轉彎，使洪水在此易抬升、耗能，長期被視為盆地排洪的關鍵門檻；從航照對讀士林截直、淡水河長堤與後續二重疏洪道，可見不同工程介入下的地貌應答，凸顯其在整體治理中的樞紐地位。 戰後「治本」思路一度主張拓寬關渡：先處理左岸突出的磯頭，並預辦右岸徵收與遷居，以利後續兩岸更大尺度開挖；同時要求以水工模型檢驗是否需要、要拓多寬，再決定推進。這些程序反映決策者將隘口視為「系統瓶頸」而非單點工程，也揭示拓寬勢必牽動拆遷補償與政治可行性的現實。 但第一期工程（1965）後的實測與模型結果，改寫了路徑選擇：社子新河道與社子島北端浚渫區迅速回淤，顯示感潮段若僅靠「加寬加深」維持流通，成效難持久；進一步的變量流試驗亦證實關渡屬感潮分支、挾砂能力下降、回淤明顯，因此單用拓寬難以穩定降低洪峰並兼顧下游航道與河口地形。治理遂由「拆瓶頸」轉為以分流分擔洪峰，與二重疏洪道形成上下游互補：前者是盆地出口的節流門檻，後者提供左岸可調度的分洪走廊。 工程之外，政府同步以空間手段守住洪水通道：1968 年起在左岸劃設一、二級管制區，一級涵蓋堤防用地、預留疏洪廊道與天然洩洪道，禁設永久建物；二級對新建與修繕採審查制，落實「先保留走廊、再決工程」。雖引發新莊、三重、五股等地的爭議，卻避免關鍵路徑被不當開發「卡喉」。 地方社會曾流傳「炸開隘口致左岸低窪成沼」的說法，甚至立碑存證；水利專家則以水文與地層資料指出，潮汐與地層下陷更具影響，主張公開氾濫與下陷分布、加強科普說明，以免把多因性問題歸咎於單一工程。這顯示獅子頭的因果判讀並非黑白分明，需藉長期監測與透明資料維持公共討論品質。 綜而言之，獅子頭隘口並非孤立節點，而是串接上游截直與河槽整治、側向分洪（如二重疏洪道）、以及下游航槽與河口地形的關鍵環節。戰後淡水河治理遂從「改道／拓寬」的直覺方案，過渡到以模型驗證支撐的「分流＋管制」組合：在感潮條件與城市擴張之間，以分期、配套與可回溯調整，追求降低洪峰、穩定航道與維持河口形勢的平衡。這段歷程也讓我們理解：在盆地出口做任何「加寬／加深」或「分流／分洪」選擇，都必須放回整體水沙動力與土地使用的棋盤上，透過可驗證的試驗與迭代治理，才能避免「做了又淤」或風險轉嫁他處，找到可長可久的答案。

社子島島頭公園，顧名思義就在淡水河與基隆河的交會“島頭”。面積雖僅約 1 公頃，卻是名副其實的觀景熱點：疏濬土方填築成的河灘上，草坡平整、石板步道與木棧道一路領到臨水平台；抬頭便是近乎 270 度的壯闊河景，右望關渡宮與關渡大橋，左眺遠處的觀音山，水鳥掠過、白鷺點墨，前方紅樹林濕地與對岸關渡自然公園相互呼應。假日平台上總有釣客佇立，既可看兩河交會的水色變化，也能直面盆地出海門的開闔。 而這幅怡人的風景，恰好站在臺北治水與地貌變遷的關鍵門檻上。社子島位於兩河匯流帶，是由河道彎曲與泥沙堆積塑成的沙洲半島，夾在淡水主河與基隆河舊河道之間，直接承受上游來沙與關渡感潮水位的影響。近代以來，這裡一直是觀察「盆地出流—感潮回應—人為整治」互動的窗口：上游有士林段截彎取直，下游有關渡隘口的整治，側向則以分洪體系分擔洪峰，社子島的洲形與流路也隨之調整。戰後初期曾以「改道／拓寬」為主軸（新河道、浚深、拓寬瓶頸），但 1965 年後的實測與水工模型顯示，感潮段「加寬加深」易被回淤抵銷，且可能影響下游航道與河口地形；治理遂轉向「分流分擔洪峰」，為二重疏洪道等方案定調。同時，自 1968 年起左岸洪水平原劃設一、二級管制區——先預留疏洪與天然洩洪走廊、再決工程細節——此一空間治理邏輯也影響了社子島對岸的風險分配與用地邊界。 把視線拉回公園本身：島頭公園所在的社子島最北端，正是過去工程與模型觀測的敏感帶——兩河交匯、潮能與來沙交鋒，最容易顯現回淤與潮差的節奏。也因此，這不僅是一處親水休憩點，更是讀懂臺北治水轉折與河川動力的「現場教室」：你看到的每一道水紋與沙脊，都是城市與河流長期協商後留下的註腳。

中興莊建村初期並無獨立供水系統，全村設有三處戶外供水點，其中兩處為自來水，一處為地下水，因取水人數眾多，常需早起排隊打水，偶而會出現爭吵情事，有人則是趁夜深入靜汲水使用，目前自來水供水點已取消，僅剩地下幫浦仍留存原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