淡水河由基隆河、大嵙崁溪與新店溪匯成扇形沖積平原，自清代以來，拓墾者以「埤塘蓄水、圳道引水」作為開發要領，沿各支流水系興築眾多水利設施。基隆河一帶有塭港圳、八仙圳、社子圳、十四份圳與若干小埤；大嵙崁溪與三峽河則分布永安、萬安、草埤、十二股、石頭溪、二甲九、南靖厝等圳；新店溪—霧裡薛溪（景美溪）水系亦孕育瑠公、大坪林、永豐、安坑與霧裡薛等圳。這套密布的「埤＋圳」體系，將季節性、分散的水源轉為可控的生產力，為臺北平原的稻作與聚落擴張打下根基。
日治以後，總督府以私人管理效率不彰為由，依《公共埤圳規則》（1901）陸續收購並整併瑠公共利益的私辦水圳，先改組為公共埤圳組合，1920年代再改制為水利組合。近代測量與工法導入後，原本同一河段「多口取水、各自為政」的情形被整飭為「合併取水口、統一幹支線、規範配水」，沿線小埤或轉為配水池、或予以填廢，水利治理自此邁向公共化與近代化。在這股制度與工程雙重推動之下，今日人們所稱的「瑠公圳灌溉系統」已不再只是單一圳，而是一個歷經整併、改修而成的網絡。1907至1915年間，霧裡薛圳與沿線大小埤塘先併入瑠公體系；戰後，大坪林圳也納入整編，於是清代原本獨立的三條大圳——霧裡薛圳、大坪林圳與瑠公圳——在制度與工程上逐步「合體」，構成右岸拓墾史的主脈絡。雖然今日多數圳道已化為街巷小溝或地下箱涵，但其線形仍滲入都市紋理，舊埤的地名與街廓折線也依稀可讀。
瑠公圳的興築出於郭錫瑠對水源與地形的精算。乾隆初年，他自彰化北上，攜資本、技術與水利經驗，於大加蚋堡興雅、撫萊（今松山區一帶）展開開墾。初期，他嘗試在高地掘池蓄雨，或利用平原上零散小埤（如今臺北醫學大學附近的柴頭陂）灌溉，但水量不穩且易於乾涸，隨著入墾者漸多，小埤也逐被填覆。他遂立志開鑿規模更大的大圳，以長年穩定的水頭改造荒埔為良田。取水的關鍵考量有三：其一，必須避開淡水河主流與近口支流的感潮段，防止鹹淡混雜影響農事；其二，不宜在平原低窪且常受洪氾擾動之處設置圳頭；其三，既然臺北平原首圳——霧裡薛圳——在雍正年間已取源於霧裡薛溪，為減少競合與確保供水安全，他需要另覓高程更有利、水質更穩定的水源。綜合地形、水文與既有圳系布局之後，郭錫瑠選定新店溪上游作為瑠公大圳的取水口，藉由長距導水幹線繞越丘陵、跨越溪溝，將清澈、穩定的上游之水引入大加蚋堡墾區，再以沿線埤塘與分水工形成「幹線—支線—埤塘—田間」的層級網，為東南臺北平原的農業轉型提供持久的水利底盤。
因此，若以今日的新店溪上游走讀為主軸，我們其實是在原野與都市之間讀一條「從山水到田畝、再入街廓」的隱形水路：它從清代民間自辦的三大圳出發，經日治至戰後的公共化與近代化而系統化；它在地表的痕跡或許退隱，卻以街巷與地名存檔，指認出人與河在臺北平原上彼此塑形的歷史過程。這也說明了為何瑠公圳並非孤立的工程，而是整個淡水河右岸水利體系的中樞節點；追索其開圳時所面對的地勢、潮汐與洪水挑戰，以及隨後透過制度整合所累積的治理智慧，正是我們理解「河如何成為資源、城市如何沿水而生」的最佳入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