淡水河由基隆河、大嵙崁溪與新店溪匯成扇形沖積平原，自清代以來，拓墾者以「埤塘蓄水、圳道引水」作為開發要領，沿各支流水系興築眾多水利設施。基隆河一帶有塭港圳、八仙圳、社子圳、十四份圳與若干小埤；大嵙崁溪與三峽河則分布永安、萬安、草埤、十二股、石頭溪、二甲九、南靖厝等圳；新店溪—霧裡薛溪（景美溪）水系亦孕育瑠公、大坪林、永豐、安坑與霧裡薛等圳。這套密布的「埤＋圳」體系，將季節性、分散的水源轉為可控的生產力，為臺北平原的稻作與聚落擴張打下根基。 日治以後，總督府以私人管理效率不彰為由，依《公共埤圳規則》（1901）陸續收購並整併瑠公共利益的私辦水圳，先改組為公共埤圳組合，1920年代再改制為水利組合。近代測量與工法導入後，原本同一河段「多口取水、各自為政」的情形被整飭為「合併取水口、統一幹支線、規範配水」，沿線小埤或轉為配水池、或予以填廢，水利治理自此邁向公共化與近代化。在這股制度與工程雙重推動之下，今日人們所稱的「瑠公圳灌溉系統」已不再只是單一圳，而是一個歷經整併、改修而成的網絡。1907至1915年間，霧裡薛圳與沿線大小埤塘先併入瑠公體系；戰後，大坪林圳也納入整編，於是清代原本獨立的三條大圳——霧裡薛圳、大坪林圳與瑠公圳——在制度與工程上逐步「合體」，構成右岸拓墾史的主脈絡。雖然今日多數圳道已化為街巷小溝或地下箱涵，但其線形仍滲入都市紋理，舊埤的地名與街廓折線也依稀可讀。 瑠公圳的興築出於郭錫瑠對水源與地形的精算。乾隆初年，他自彰化北上，攜資本、技術與水利經驗，於大加蚋堡興雅、撫萊（今松山區一帶）展開開墾。初期，他嘗試在高地掘池蓄雨，或利用平原上零散小埤（如今臺北醫學大學附近的柴頭陂）灌溉，但水量不穩且易於乾涸，隨著入墾者漸多，小埤也逐被填覆。他遂立志開鑿規模更大的大圳，以長年穩定的水頭改造荒埔為良田。取水的關鍵考量有三：其一，必須避開淡水河主流與近口支流的感潮段，防止鹹淡混雜影響農事；其二，不宜在平原低窪且常受洪氾擾動之處設置圳頭；其三，既然臺北平原首圳——霧裡薛圳——在雍正年間已取源於霧裡薛溪，為減少競合與確保供水安全，他需要另覓高程更有利、水質更穩定的水源。綜合地形、水文與既有圳系布局之後，郭錫瑠選定新店溪上游作為瑠公大圳的取水口，藉由長距導水幹線繞越丘陵、跨越溪溝，將清澈、穩定的上游之水引入大加蚋堡墾區，再以沿線埤塘與分水工形成「幹線—支線—埤塘—田間」的層級網，為東南臺北平原的農業轉型提供持久的水利底盤。 因此，若以今日的新店溪上游走讀為主軸，我們其實是在原野與都市之間讀一條「從山水到田畝、再入街廓」的隱形水路：它從清代民間自辦的三大圳出發，經日治至戰後的公共化與近代化而系統化；它在地表的痕跡或許退隱，卻以街巷與地名存檔，指認出人與河在臺北平原上彼此塑形的歷史過程。這也說明了為何瑠公圳並非孤立的工程，而是整個淡水河右岸水利體系的中樞節點；追索其開圳時所面對的地勢、潮汐與洪水挑戰，以及隨後透過制度整合所累積的治理智慧，正是我們理解「河如何成為資源、城市如何沿水而生」的最佳入口。

「引水石腔」是理解瑠公—大坪林圳選擇新店溪上游取水的關鍵現場。為了避開感潮段的鹹水與平原低地的洪氾風險，郭錫瑠評估後決定在青潭溪匯入新店溪處築壩，以堆砌石笱抬高水位，再把清水導入臺北平原。然而工程很快遇到兩大難題：其一，圳頭如何穩定取水；其二，幹線如何越過縱橫的霧裡薛溪。就第一個難題，郭錫瑠原本打算在新店溪右岸開挖一段與河道平行的明渠（圖3-4 A–B 段），卻被岸側天然石壁所阻，只能改以「鑿石成腔」的方式開築暗渠，於是便有了「引水石腔」的雛形。自乾隆五年（1740）抵達青潭口起，後續十二年，工程重點都卡在這道石壁上。 時局也在此時出現轉折。原位於番界之外的大坪林庄，在官方規劃下改為官庄，駐兵屯守並招募佃人入墾，新墾區同樣渴求穩定水源。大坪林五庄佃戶聽聞郭錫瑠長年投入築圳，遂由墾戶首蕭妙興出面與之合作，組成「金合興」墾號接手圳頭工程；一方面向官府稟請告示、確定圳線，一方面聘用「流壯」護衛與石匠續鑿石腔。作為交換，郭錫瑠得以在大坪林五庄境內開設往大加蚋堡的主幹圳道——後來的瑠公圳幹線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，蕭妙興等人終於鑿通至獅頭山下（今新店小獅山開天宮下方），以引水石腔為圳頭的「大坪林圳」通水，在新店地區迅速成為關鍵灌溉水源；其後乾隆三十年代，瑠公圳另改於碧潭設圳頭，也順利完成分流佈水。需要強調的是，引水石腔屬於大坪林圳的「引水暗渠」與進水口結構，本身不直接給田間供水，而是保障上游來水能安全跨越岩壁、穩定進入配水系統。 戰後初期（1947），新店溪過度採砂導致河床下切、常水位降低，引水石腔再難以原方式自河道進水，只得興建大豐抽水廠以幫浦取代落差取水，滿足農業灌溉之需，引水石腔遂功成身退。今日走讀至此，看到的是一段被都市化邊緣化的水利記憶：它曾以「鑿石成腔、借壩抬水」的技術解答，連結了青潭口的上游清水與大坪林—大加蚋堡的墾作世界，也見證清代民間組織、官方制度與日後近代水利的接力。透過這個點，我們不只讀到一段工程史，更能理解「為何取上游、如何越地形、如何保證穩定水頭」這三個關鍵決策，如何一步步把山水變成可管理的生產力。

「瑠公圳石笱圳頭」展現了清代民間水利在地取材、順應河性的智慧。郭錫瑠選擇圳頭時，已理解新店溪下游屬感潮河段，取水恐混入鹹水而害稻作，因而優先鎖定地勢更高、流況較穩的青潭口作為進水位置。要把溪水導入圳道，關鍵便是「石笱」——以麻竹為骨、藤索緊綁，內填大小卵石，最後以竹樁錨定在河床；其形制有圓柱與錐形兩式，外觀近似筍體，故常被俗稱為「石筍」。多顆石笱成排投置，便在河中形成一道低矮壩體，將來水推擁至進水口；為抗衡激流衝刷，工匠會在石笱縫隙與其下游補投卵石，藉以穩固結構與消能。這一套工法極可能承襲自彰化平原著名的八堡圳傳統：自康熙五十八年（1720）通水以來，濁水溪兩岸長期發展出成熟的石笱製作與投置產業，材料多取自竹山麻竹、嘉義藤材，工人作業時亦講求避泥避渦、掌握水窗以確保安全。 然而，郭錫瑠在世時，青潭口引水工程仍受限於地形與經費未能完功，遂由其子郭元芬承接。為籌措巨額工程款項，郭元芬終於改變父親堅持的選址策略，出售青潭圳頭相關土地，並向下游萬盛庄佃戶合股集資，於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將攔水取口南移至碧潭。其後逾百年，碧潭一帶仍可見以石笱充當攔水壩的景象。從現代眼光看，圳頭似應最為堅固，但清代的實踐恰好相反：與其在上游硬砌不可動搖的大壩，不如以就地材料快速組裝、可修可棄的「石笱壩」來因應無常水勢。當洪水暴漲時，石笱較易被沖毀，看似脆弱，實則「以退為進」：一方面避免大量濁急洪流直灌入平原與田間，減輕泥漿與流砂覆蓋的災損；另一方面也讓壩體得以在水退後迅速重建，維持整季灌溉的持續性。石笱圳頭因此不只是引水工具，更是將「順水性、可逆轉」納入工程設計的策略—在山水與農作之間，留出可承擔、可修復的緩衝帶，這正是瑠公圳系統得以長期運作的關鍵。

「新店渡渡口」見證了淡水河流域以渡船銜接左右岸交通的年代。十九世紀以前，北臺灣尚未普遍架橋，跨河往來多仰賴對渡；《淡水廳志》（1871）記載全境四十五處渡口，其中僅淡水河流域就有三十處，顯示水上交通在北部社會的重要性。相較於基隆河多由官府介入管理，新店溪的渡口則以民間經營為主，彈性回應在地通行需求。 新店溪的渡船史可上溯至清光緒七年（1881）。當時碧潭吊橋尚未興建，「新店渡」是進入灣潭、直潭、塗潭、屈尺與安坑等山區的關鍵門戶。二十世紀中葉，新店溪中上游曾先後設有挖仔渡、新店渡、直潭渡、小粗坑渡、灣潭渡、塗潭渡、爌窯渡、小坑渡、廣興渡等九個渡口，串聯兩岸聚落與市集，也承載日常買賣與求學就醫等往返。隨著公路、橋樑陸續完工，河上對渡逐漸式微，多數渡口走向凋零；新店渡作為代表性據點，轉而承擔地方記憶與文化展示的角色。近年左岸並規劃「文學步道」，以地景解說、詞章題刻與舊渡船意象，重述「一葉輕舟橫渡」的百年日常，讓來訪者在滿山青翠與綠波倒影之間，理解新店溪如何曾以渡口網絡，支撐起大臺北南緣的人群流動與生活脈絡。

「新店堤防一號」是近代臺北治水思考落地的新店證據。1912年洪災後，臺北廳帶著總督府土木局、稅關與商會代表溯河實勘，從輪中堤到疏濬、築港等方案熱烈爭論；翌年十川嘉太郎提出〈臺北洪水防禦案〉，正是在這股「官方×民間」共同參與下成形。雖然輪中堤僅完成西、南兩側便於1916年停擺，總督府仍以「成效已現、視財政續辦」作結，並以雙連埤為市區滯洪池。其後十餘年，淡水河本流與支流沿岸陸續增補護岸，但多為零星構造，直到1920、1924年再度大水，才又推動局部加強。 新店一帶便是受災最深的現場。1924年8月初北臺灣連雨五日，新店溪暴漲淹沒碧潭兩岸，激發了「就地築堤」的緊急工程。總督府內務局於同年1月動工新店溪堤防，6月13日竣工，總長計1313間（約2.39公里），分為一號與二號兩段。其中「一號堤防」環繞新店街，座落碧潭沿岸，採石堤配混凝土胸牆，長468間（約0.85公里），意在以最短線守住聚落核心。水利規劃分署典藏的《大正十四年九月暴風雨淡水河沿岸概況攝影》仍留存1925年前後的舊照，可對讀堤線與街廓的相依。今日走讀至開天宮下方、大坪林圳出水口附近，仍可見紀念石碑，碑心刻「新店堤防一號　巨離50間」，右側署名「總督府內務局」，清楚記錄這段由水災催生、以工程回應的治水歷史。這不僅是一段堤防的故事，也是新店如何在「河勢—聚落—制度」三者之間尋找安全邊界的實例。

「新店長興宮」位在碧潭畔的新店老街要道上，臨近昔日商旅雲集的新店路街屋群。當年樓房成排、商號林立，五金雜貨與南北貨沿街開張，清晨叫賣聲與河岸來往的船客、人潮交織出最熱鬧的時段；午後人散街寂，暮色映著騎樓與屋脊，老街彷彿被收入歷史的長鏡頭。為祈地方平安與生意興隆，街上商家共同集資興建土地公廟，名為「長興宮」，主祀福德正神，成為街區秩序與情感的依靠：商家開張、居民出門，往往以焚香叩拜作為一天的開始；逢年過節或廟會，香陣與市集相互輝映，形成「廟—市相依」的在地日常。 1924年洪水氾濫曾將土地公神像沖走，災後居民另迎新像，並與原有土地婆合祀，將復原與守護的記憶一起安置在廟中。今日長興宮已擴建為兩層樓，依舊靜立於老街之中，晨昏香火不絕，庇佑居民與商家；以此為坐標回望碧潭與新店溪，便能讀出河運、街市與信仰彼此牽連的脈絡，以及新店老街隨歲月流轉而不滅的人文風華。

「新店開天宮」位於新店路與新店後街交會、今新店國小路底，山門牌樓臨碧潭而立，是新店地區最古老的廟宇。創建於清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，原名「開天盤古帝王祠」，即為闢建瑠公圳時所立的祈安之祠。據《開天宮誌》記述，郭錫瑠開圳其間「遭番害、逢惡疾，工匠不安寧」，遂議建小祠奉祀「盤古帝王」，祈求工程順遂與眾人平安，自此廟宇與新店水利開發的歷史緊緊相繫。昔日僅一坪之小祠與祠後百年古榕，早已隨時光遠去，但「盤古帝王」本尊與石牌仍奉安於今殿，長伴香火。 戰後以降，廟貌屢經整建。民國五十八年（1969）進行第二期改建，現今之「地藏王祠」即肇始於此；民國七十一年至七十四年（1982–1985）續完成新廟工程，形制擴充、格局端肅。今日走抵宮前，既可讀到信仰綿延的脈絡，也能回望瑠公圳開鑿時代的在地記憶——廟名「開天」所寓之闢地開物，正是拓圳闢境的精神寫照。 開天宮下方即是「大坪林石硿（石腔）」所在，屬清代大坪林圳的引水暗渠系統。其入水口多年為垃圾、淤泥與雜草所阻，出水口位於碧潭游泳會休息室內，目前以鐵門封鎖以策安全。地方耆老與廟方多次踏勘認為，只要適度清淤與導覽動線規劃，石硿有望與廟埕、碧潭景帶串連，成為兼具水利史與信仰文化解說的新店潛力景點；站在宮前回望碧潭與新店溪，更能體會河運、築圳與信仰如何彼此交織，塑造出新店地方的地景與記憶。

大坪林圳是清代乾隆年間形成的新店重要灌溉水圳：為避開感潮與洪氾，先在青潭溪匯入新店溪處以石笱抬水導流，因右岸岩壁受阻而鑿築「引水石腔」（今開天宮下方），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通水後，成為新店主要灌溉來源，支撐在地墾作與輪灌。戰後因新店溪採砂致河床下切，改由大豐抽水廠幫浦取水，傳統水利遂走向機械化。今日渠線多已消隱，僅存零星小段改為巷內排水溝——走在「新店後街」這條昔日的「牛車路」，你會發現公寓樓房旁緊貼的一條大水溝，其實就是大坪林圳的舊路線；順著街巷折線與水溝走勢，仍可讀出這條以「石笱抬水、石腔過壁、上游取源」為核心技術的隱形水路，如何長期塑造新店聚落的空間紋理。

「新店通學橋」位在新店後街28號一帶，橋面其實就是連接新店路與新店後街的小巷道，巷下橫跨著「大坪林圳」的明暗渠遺跡。從新店國小方向有一條筆直的大斜坡一路傾下，坡腳便是此橋；過橋再入巷，即可銜接新店路—這條「橋—坡—街」的日常動線，正是早年學童往返校園的必經之路，因此得名「通學橋」。 通學橋創建於大正十四年（1925），兩端仍留有清晰銘刻：靠近新店路的橋頭刻有「通學」二字，後街這端的橋頭（今設於圍籬旁）則刻記「大正十四年三月竣工」，為其年代與用途作最直接的見證。日本時代的新店公學校（今新店國小）是當地最早設立的學校之一，校門位在今國校路上，許多學生需先由新店渡或老街一帶穿過市集，再踏上通學橋、攀上陡坡入校。今日駐足其處，仍能從橋銘、坡道高差與圳溝走線讀出「橋為學途、圳為街紋」的空間關係：它不只是跨越水圳的小橋，也是新店老街教育啟蒙與日常生活的歷史坐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