許英媽廟位於延平北路七段106巷底，是社子島溪洲底一帶的重要有應公廟。地方相傳早年深夜常聞女子哭聲，幽怨難安，居民遂就地集資興建小廟安撫；廟成後哭聲止息，香火自此綿延。廟名本作「苦音媽」，後嫌字面不雅，改以河洛語同音的「許英」代之，加上「媽」字表敬，由原本的孤魂信仰，轉為有名有姓的人格神崇祀，堂中亦奉置神像以資瞻禮。 就地理環境言，社子島富洲里（浮洲）屬低窪易淹之地，位處淡水河、基隆河之間，昔日多有水流屍漂上岸，因而形成「立廟弭禍、以敬止災」的在地慣習。延平北路六至九段沿線，陰廟分布尤密：治吟婆、百福宮、許英媽、陳靈公、萬善堂、聖靈公、福安宮等，皆為社子居民在水鄰環境中累積的共同守護。許英媽廟即源於此脈絡，既安境也安人。 耆老林啟明口述，約六十餘年前，溪洲底居民陳金鍊幼時屢病，問筮指為颱風水漂屍之陰魂作祟；眾人遂發願以「萬代香火」奉祀，病象旋即轉安。許英媽廟前後共修建四次，最初僅於現址旁立碑，插香尚須俯身；因屢有感應，「有求必應」之名日盛，香客亦隨之漸增。現存廟體為約二十年前由陳金鍊、林啟明等發起，募資五十萬元重建而成。廟貌雖不宏麗，卻承載社子島面對潮水與無常的集體記憶：以敬慎回應未知、以團力凝聚福祉，讓水畔聚落得以安居。

「社子島中洲埔李宅」為兌山李家後裔李水交所建之祖厝，為李忠記（李九世）之弟所興造，昔日由其下四房共同居住，是中洲埔現今僅存、同屬兌山李家的宅邸。建物坐東北朝西南，採閩南三合院格局，正身立面為「凹壽」形式；外牆多為磚造，正門設木板雙開門，兩側開洋式上下推拉窗，窗扇分割細緻、保存良好，窗上並以突出磚線腳收邊，立面層次鮮明。構造上，正身採木造穿斗式屋架；室內與正面牆上段為編竹夾泥牆、下段施木作裝修。山牆為單弧形馬背，護龍亦為磚造，前端山牆見三弧形「水形」馬背，既穩重又具在地審美。 置身淡水河下游的社子島，長年與感潮、回淤相伴。島民因應「來了又退」的洪水，形成典型的「垂直式避災」：讓水有路、人往高處。本宅即以此為法，先砌高基座、再起牆作屋；在街廓尺度上，也可見臺基高於路面的門廊與踏階，把「水位高度」轉化為空間設計的刻度。這套地基策略與三合院本體的抬高處理相互配合，使住宅在維持通風採光與日常機能之餘，亦具備遇水可上移、可避險的彈性，呈現社子島居民「與水共處」的生活智慧與營建技藝。

位在社子島低窪易淹的匯流環境，李和興古宅以二層式三合院回應「來了又退」的洪水日常。宅院為傳統三合院格局，但將正身抬高約一尺並興築兩層樓：平時一樓起居、二樓作儲物；洪水來襲時，族人可迅速上移至二樓避災，甚至把雞、鴨、豬等家畜一併安置在樓上，讓家屋本體成為可即刻啟動的「防災裝置」。 除垂直撤離的空間預備外，古宅還內建臨時加高的機制。屋內大梁預先放置圓木作為備料，遇到淹水時便能鋪板成臨時通道與平台，把重要家當與行走動線抬到梁上或屋頂，確保短時間內仍可通行、儲放與生活。這種「可上升、可臨時擴充」的細部安排，搭配院落地坪與門檻的高度控制，形成從地基到屋內的多層保護。 作為社子島典型的垂直式避災案例，李和興古宅把洪水視為會周期性回訪的鄰居：以抬高正身＋二樓避難＋梁上鋪板的三重保險，將水位經驗內化為建築語法。它不僅是傳統三合院在感潮帶的在地變形，更是淡水—基隆河畔居民「讓水有路、人往高處」的生活智術縮影。

李忠記宅為兌山李家後裔宅邸，創建於清光緒年間（約19世紀末），由李九世（1857–1928）興建；日治大正年間再度擴建，由「三間起」增為「五間起」，並陸續加建左右護龍，形成雙護龍三合院的格局。 建築形制採五開間「凹壽」配置。正身外牆上段為紅磚荷蘭式砌法，下段以石材平砌基座，簷下施疊澀磚，山牆尖端鑲綠釉花磚通氣窗。正身水車堵設十字形氣窗，室內隔間多為編竹泥牆，並見鏤空花窗通風採光。全屋為磚—石—木混合構造：外牆以紅磚承重，內部採穿斗（混抬樑）式木構搭配木作屏壁；屋頂為磚造圓桁體系，正身另設內廊串聯空間，形制古樸而完整。 地基與材料則呼應在地環境與防災需求：正身與護龍基礎以唭哩岸石抬高並設踏階，減少外水入侵；院落及地坪鋪設觀音山石，堅實耐用；屋身並設半樓仔（閣樓），作為儲物與洪水來時的臨時避險層。整體構造兼具抗風、通風與防潮，為社子島傳統聚落中保存狀況良好、且能體現地方工法與生活智慧的重要宅院。

社子島位於淡水河與基隆河的匯流沖積帶，年年洪水挾帶細砂在島前後「浮覆—堆積」，為田畝鋪上一層新沃土。老一輩回憶，洪後翻土播種，蔬菜與蒜苗特別壯，因此島上長久以物產豐饒著稱；直到1950–1960年代，上游採煤旺盛，煤屑與煤渣摻入洪積物，農人只得先翻土埋渣，洪後肥力自此增添變數。與這份肥沃並存的，卻是「淹水與沖蝕」的高風險：社子島處於盆地出口的感潮過渡帶，洲形與河道此消彼長，地塊邊界與耕作條件常因一場大水而改觀；自日治以降的調查亦指出，這一帶多屬「容易流失的土地」。

浮洲仔位在基隆河沿岸、三面臨水的沙洲地景。1900 年，一位土地調查事務官在芝蘭一堡第一派出所轄區調查時，發現此地存在一種難以以既有法規登錄的共有分份制度：面積二十八餘甲的墾地，由十二名並無血緣關係的墾戶共同經營，通稱「十一份」。其源可追溯至 1769 年（乾隆三十四年），連總、蔡烏二人代表眾墾戶，與毛少翁社業主昇舉簽訂給墾契約，範圍「東至港、西至闊口港、南至蔡園、北至八仙大港（基隆河）」；眾人合資、歷三十餘年才逐步墾成。 「十一份」不是單一田名，而是一套分配與輪替的運作方式：土地被劃成大小不等的十個區域，再把每區細分為十一份，以抽籤決定每份的耕作者（收益者），並每六年重抽。因抽籤期次不同，同一區的「份界」也會改變；如此一來，十二名墾戶可隨機取得分散於十區、條件不一的旱地，不得出賣或讓與所有權，僅得轉讓使用與收益權，且無論地力優劣都負有耕作義務，讓收益與災損趨近公平。 作為臨水沙洲，浮洲仔的拓墾伴隨共同體契約與工事。1772 年，十二人訂立直白嚴格的公約：面對南側蔡姓家族的侵佔威脅，眾人推舉代表赴官控告，以公費補償其耕作損失、盤纏與訴訟費；若有人無力出資須以土地抵押，延宕公事則「眾鳴共攻」。日常開發上，十二名耕作者合力築堤、開鑿內部水路；十個分區多以「塭」「圍」為名，顯示其工法近似圩田——外築提防圍地、引入洪水淤泥、阻鹽排水、改良土質。直至近二十年前，地方耆老仍記得「塭田」之稱；他們回憶，以前農人常在田邊排成一列，用鋤頭鏟土、堆成土圍擋水的情景。 總結來看，「浮洲仔十一份」把沙洲的不確定性轉化為制度化的公平機制：以抽籤輪替分散風險、以不可出賣的共有權維繫共同體、以公約與合力築堤治理水患。這套從契約到工法的整合，讓一塊「易淹亦易失」的漂移之地，得以長期持續地被使用與居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