戰後的臺北盆地在快速都市化與極端降雨疊加下，淡水河治理面臨兩個核心難題：一是如何在不削弱河口與主槽功能的前提下壓低洪峰，二是如何在受潮汐影響的下游避免「工程做了又淤」的惡性循環。於是，1960 年代起，治水思維由零散護岸與單點整治，提升為整體流域尺度的規劃與模型試驗，治理開始明確走向科學化決策。 早期的「治本」構想主張把大嵙崁溪改道走塭子川，並配合關渡拓寬、基隆河新河道等工程。為檢驗可行性，1963 年起建立全流域與關渡局部兩套水工模型：先以「定量流」評估築堤（乙案）與改道（丙案）及第一期工程的效果，接著在 1966–1967 年以實際洪水歷程進行「變量流」試驗，並把左岸洪水平原的多種改善構想一起納入比對，作為隨後策略調整的證據基礎。 轉折，來自於第一期工程（1965）完成後的現地觀察：工程師發現社子新河道與社子島北端浚渫區迅速回淤，據此推演更靠海、感潮更強的塭子川新河道維持力恐怕更差。模型進一步證實，關渡段屬感潮分支，挾砂能力下降、回淤明顯，使改道方案難以達到預期減洪效益。其後，又因地層下陷需要更新地形資料，整套模型「全盤重做」，在反覆試驗中逐步確立以二重疏洪道分擔洪峰的方向與線位。 工程尚未拍板之前，政府先從空間治理著手：1968 年核定左岸洪水平原管制，把堤防用地、塭子川疏洪道預定地與天然洩洪道劃入一級管制區（禁設永久建物），其餘易淹低窪地列為二級管制區（新建修繕須審查）。這道「先保留廊道，再決定工程」的程序，既為未來疏洪路徑預留空間，也觸發三重、五股、新莊、板橋等地的抗議與陳情，顯示治水與用地政策的牽連之深。 1969 年，水資會整合多年討論，成立「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工作小組」，把線位收斂為四案：取消第一案（在一級管制區兩側築堤），保留第二案（入口縮減並挖低、位置即二重），另提第三案（入口移至新海橋下游，中港）與第四案（設於塭子川新河道，分 4-1、4-2 兩版）。小組在水理表現、工程量與環境條件之間權衡後，建議採第二案，亦即後來的「二重疏洪道」。 為強化決策品質，政府再邀美籍工程師郝瑞遜（Harrison）外審。郝瑞遜回顧官方歷年報告、民間提案與陳情後，正面肯定第二案：認為它可靠度最高、技術困難最少，且面對未來不確定性最具彈性。1973 年底提出《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（草案）》，翌年報請行政院核定，自此二重疏洪道成為分流骨幹的政策定案。 把技術與政策串成時間線來看：最初主張把大嵙崁溪改道走塭子川，但第一期工程後的實測與模型結果顯示，關渡一帶的感潮分支攜砂能力不足、回淤顯著，意味著改道即使大規模開挖，也難以持久維持通水斷面與減洪效果；若強行推動，不僅維護成本高，也可能對下游航道與河口地形造成新的干擾。決策於是逐步轉向在主河道左岸分流：選定二重地區布設一條可控制的疏洪通道，透過出口堰與閘門在洪汛期調度分擔比例，以降低主槽水位，同時減少對河口形勢的衝擊。這個線位與斷面並非臆測，而是建立在多輪水工模型對入口寬度、底標挖深與線形的反覆組合比對之上，最終證實二重在水理效果、施工可行與土地條件之間取得相對均衡，於是「改道」讓位於「分流」。 今天回到現地理解二重疏洪道，可以把它視為一條「可調度的安全通道」：以二重為入口承擔中、大洪水分流，靠出口堰與閘門控制啟閉與分擔比，並藉洪水平原的一、二級管制維持廊道留白，避免被不當開發「卡喉」。從 1960 年代模型臺上的反覆推演，到 1970 年代政策定案與後續施工，這條疏洪道把盆地出口的洪水壓力科學地分擔出去，也重塑了臺北左岸的防洪地景與土地使用秩序。

大臺北防洪牆的誕生，源於城市由「為航運服務」轉向「以安全為核心」的治理轉身。十九世紀後葉，歐陸河港城市從砌石低水護岸，逐步走向垂直、連續的高牆式堤防；巴黎塞納河在 1801–1806 年連年洪災後，以四十年分期整治，重劃河道界線、拆除違建並沿岸築起石砌高牆，樹立近代都市防洪典範，也為臺北提供制度與技術的參照。 就臺北在地脈絡而言，1898 年特大水災重創大稻埕與三市街，翌年由土木技師牧彥七統籌臺北橋兩側的低水護岸整建：南北合計近 800 公尺，且在南側增設階梯式裝卸碼頭，顯示此階段仍以恢復水上交通與護岸機能為先；這批工程一方面穩住港埠運作，一方面也以直立壁、斜砌石等作法提升岸線品質，為後續向高水堤邁進奠定基礎。 1911 年前後連番洪水把治理推上抉擇點。當時提出的六項對策——疏濬（易回淤）、拓寬關渡隘口（代價高、成效存疑）、上游造林（短中期見效有限）、市街墊高或築壩（拆遷與庫容受限）、大嵙崁分流／新疏洪道（理論有效但造價與時程難承擔）、以及圍堤方案——陸續被技術檢討逐一比對。十川嘉太郎從可行性、成本與時程三角權衡後，否定前述諸案，主張以日本濃尾平原（木曾三川）經驗為啟發，採「輪中」思維以堤圍界定安全邊界，形成閉合、可守可排的城市防線；換言之，六案並陳之後，唯一合理可行的是「輪中堤」。 所謂「輪中堤」，並非單一構造，而是由土堤、既有石砌低水護岸、鐵路路堤、鋼筋混凝土高牆與排水系統拼接成的連續防線；實施順序上，艋舺—大稻埕被列為優先段：在大稻埕，於既有砌石低水護岸上加築 L 型 RC 牆式堤；在艋舺，直接新建 RC 牆式堤並配置水門與抽排系統，以堤線清楚劃定城—河邊界。1913 年起各段續次開工，1916 年前後體系定型，臺北自此完成近代防洪的骨架。 要讓高牆長久穩定，堤腳基礎至關重要。面對艋舺—大稻埕軟弱、易淘刷的河床，工程體系在比較歐、日多種沉床技術後，發展出契合在地材料與施工條件的煉瓦（串磚）沉床：以鐵絲串連紅磚（或混凝土塊）鋪設於堤腳，兼具撓曲度、抗淘刷、成本與量產性，並率先用於艋舺 RC 牆式堤；其後更成為全臺主要河川整治的標準基礎工法，與高牆本體以及水門、抽排設備相互配合，構成穩定的防洪系統。 回到今日的現地印象：防洪牆不只是擋水結構，更是百年治理選擇的總結。牆體昭示城市把安全邊界畫在堤線上；堤腳沉床承擔看不見的地基風險；水門與抽排則在暴雨與滿潮交錯時維持內外水位的平衡。從歐陸高牆典範，到牧彥七的低水護岸過渡，再到十川嘉太郎所定型的「輪中堤」，大臺北防洪牆重新編排了安全、港務與市政秩序，也悄然改寫了市民與河流的日常關係。

大稻埕碼頭的治理，從清末的「港務優先」起步：劉銘傳時期以建昌公司為引擎，帶動臨河低地填築、鋪設街廓與築堤，新市街（港邊街、千秋街、建昌街、六館街）逐步成形，奠定碼頭與市街共構的基礎；1896年的影像已可見沿岸出現低水護岸與碼頭設施，用以維持靠泊與裝卸的連續性。 然而1898年特大洪水成為關鍵的壓力測試：堤岸潰決、碼頭機能癱瘓，甚至有大型船隻被沖進建昌街的紀錄，暴露低水護岸在洪峰前的結構侷限。災後地方紳商請願，自日新街東市場開鑿導向雙連埤的排水大溝，並在1904年測圖中辨識出「淡水洪水經雙連埤—劍潭入北港（基隆河）」的自然分洪路徑；由此可見，大稻埕的治理已從單點工程（碼頭護岸）擴展為「堤岸—市區排水—埤塘系統」的聯動思維。 1910年代起，治理尺度再度升級：總督府在艋舺—大稻埕沿岸推進高水堤方案，於既有砌石低水護岸上加築鋼筋混凝土牆式堤（常見L型斷面），並在十川嘉太郎的「臺北輪中治水」構想中，把大稻埕列為高牆式高水堤的優先實施區；自此，河岸由「港務便利」轉向以高規格堤防來界定城—河邊界。戰後相關路線與系統持續延展，使大稻埕成為臺灣城市堤防建設的起點與典範，亦說明今日我們所見的碼頭景觀，正是百年來在洪患、排水與高牆堤三股力量拉扯下的歷史定形。

中國人的主食大抵是南米北麵，眷村中，北方人居多，山東的麵食文化就此加入台灣的菜單。眷村的人情味濃厚，與鄰居「分享」私房菜，是所有眷村的生活常態。在眷村孩子的童年，「誰家的飯香」更是熱門話題。 中興莊眷戶搬入太極新村後，眷二代方力非表示，「仍保有山東人特有的飲食文化與傳統美德，如山東人特愛麵食，在眷村媽媽的慧心巧手下，肉包、豆沙包、饅頭、大餅、燒餅、烙餅、花捲、菲菜盒子、鍋貼、水餃、麻醬麵、炸醬麵、貓耳朵等麵食口味就是不一樣，令人垂涎三尺，也改變許多彰化人早餐喜食燒餅油條的習慣。」 「另外，眷村滷花生、滷牛腱、豬頭皮、豬耳朵等滷味更是一絕，總讓人聞香下馬，口齒留香、回味無窮。當巷子裡飄來還沒蒸熟的包子香味，大蒸籠旁已圍繞著一群小饞鬼口水直流，雖然包子裡看不到幾粒小肥肉，齒頰留香味兒到現在還讓人無法忘懷。」 至於眷村菜，除了大白菜粉絲、香腸臘肉和涼拌小菜外，方力非最為懷念的就是，大家公認最會做菜的孫媽媽，她是前台北軍副軍長榮退，轉任彰化縣榮民服務處處長的孫建功將軍的夫人李傳芳。 李夫人將各種食材化為令人驚豔的山東美味，尤其聞起來很臭，吃起來卻很香的「臭蛋」，更是令人食指大動，堪稱是美食中的極品。

高芳先以嶗山為基地，率領青島國術館子弟兵，每人僅憑一把大刀和幾個手榴彈的基本配備，從1939-1945年間英勇投身抗日，經歷80場大小戰役，以游擊戰牽制和擊潰日軍。抗戰剿匪除暴安良的戰功，高升為少將師長，1948年召編為青島保安旅，正式編為正規軍體系。 在第十一綏靖區負責情報工作的劉仲康以「海曲生」為筆名，1980年在雜誌以「嶗山之獅」讚譽高芳先將軍功在國家，志業可與嶗山同垂不朽。

1936年底日軍登基青島市，青島市長沈鴻烈向委員長蔣介石報告，同步命令高芳先率領青島國術館員，組成國術救國大隊，召集全市所有兵鐵工廠，限時製造大刀數千支，組成「大刀隊」 持刀在日僑家門站崗，逼迫日軍撤軍，締造抗日傳奇。